岭南的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呈现接纳并加以同化、为己所用的态势。外来文化进入岭南区域，保留并沿袭下来的已是一副岭南的面孔了。从西汉到明清，岭南文化逐渐成熟。而粤剧在明清的初步形成，也说明了这一点。以后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粤剧发展到鼎盛时期，更体现了岭南文化的特性。俗谓戏剧是“以歌舞演故事”，故说起戏剧起源，都会提及民间歌舞活动。下面我们回顾一下粤剧形成前岭南的歌舞现象。
从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玉舞人及陶器上的舞蹈图饰，以及出土的编钟、琴、瑟等乐器，可知岭南早有歌舞活动。史载，西汉初官封南宫侯的番禺人张买陪伴孝惠帝游御苑，以唱越讴来反映民情。此可见汉初岭南已流行“越讴”民歌。广州出土的晋墓砖刻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等歌谣，也有砖刻着舞蹈图像。
史载晋末六朝时期，南海太守家中有歌舞班，宴客时作演出。广州城北的楼船将*庙，每年举行庙会，有“鱼龙百戏”。“百戏”，是具有戏曲性质的艺术形式，集民间歌舞、音乐、杂技、武术之大成。唐代，岭南的百戏歌舞已有较强的故事性。五代时，南汉主在王宫中有百戏班，演出时热闹非常。宋灭南汉后，还把这百戏班中的精锐选入皇宫中。
以上这些歌舞现象，皆说明岭南本土早已有戏曲艺术细胞，也是本地班出现的潜在因素。宋代大批中原南迁移民，带来初具规模与特色的戏曲，使岭南人的歌舞、音乐渐向戏曲发展。入明代以后，广州及珠江三角洲的民间曲艺开始丰富，咸水歌、木鱼歌、龙舟歌的形成与流行，导致民间出现斗歌之风。歌者还唱文人的诗词。民间曲调的广泛流行，促进了本地戏班的产生。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岭南形成了自身的文化形态。明代，岭南的儒学产生了独树一帜的陈献章、湛若水理学一脉（白沙学派），说明当时岭南的社会环境适宜学术、艺术的自由发展。于是，成化年间本地班的出现便顺理成章了。内联外引，激活自身，没有积重难返的拖累，便容易产生创造力与勃发力。清代广府戏的成熟，更证明了这一点。在艺术上广府戏是独立的，却又大量吸收了外来戏剧的养分；而本土文化新出现的南音、粤讴等民间曲艺融入广府戏中，更使其形成独有的风格。
应该指出，岭南有编剧的人才也是孕育广府戏的因素。明代万历年间，番禺人韩上桂写过戏曲《青莲记》、《凌云记》两种。清代，曾居广州的曲江人廖燕写过杂剧《醉画图》、《镜花亭》、《诉琵琶》等；顺德人黎简写过《芙蓉亭乐府》；长居广州的顺德人梁廷胡写过《红梅梦》、《圆香梦》、《昙花梦》、《断缘梦》。虽然，他们编写的不是广府戏，但却是民间有编戏人才的反映。加上那时广府戏不是有剧本才演出的，只要编排出一个戏的提纲，便足以让广府戏艺人充分发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