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是我国古代西域大国之一，拜城为古龟兹之一部分。在这里拥有比莫高窟历史更加久远的石窟艺术，它被现代石窟艺术家称作“第二个敦煌莫高窟”。居民擅长音乐，龟兹乐舞发源于此。在源远流长的龟兹文化的影响下，“以歌言声、以舞言情”成为龟兹各民族的典型特征。
历史上，龟兹乐使用七声音阶和多种调式，苏祗婆推动了龟兹调式在中原的发展，龟兹“五旦七声”乐律，冲击了宫廷僵化的乐制，为中国传统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隋唐音乐理论家兼演奏家万常宝，依据龟兹乐理重新阐述了我国古代音乐旋宫理论，又以他自己创造的“水尺”为律尺，制定了八十四调，并且还按照新的音乐律制改造了不少乐器。
龟兹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中的大国，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公元前就与中原交往频繁。汉宣帝时，龟兹王绛宾，娶乌孙公主为妻，后绛宾携公主去长安朝贺，汉宣帝赐给“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以后绛宾“数来朝贺”，回龟兹后“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
这一重大改革，对龟兹乐舞艺术发展有深刻的影响。南北朝时期，在文化和民族大交流、大融合中，龟兹文化进一步发展，音乐艺术日趋繁盛，成为西域一个乐舞胜地。前秦国主苻坚，派吕光平龟兹，将一大批龟兹乐舞伎人带至中原，从此揭开了龟兹乐舞大规模东传的序幕。
至隋代已有三种不同形式的龟兹乐流行在中国内地，《隋书·音乐志》载：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兹”“土龟兹”等三部。唐代是龟兹乐舞的黄金时期，唐代诗人元稹《连昌宫词》曰：“逡巡大遍凉州彻，色色龟兹轰发续”。
隋唐时期，龟兹本地的音乐舞蹈也进入发展高峰。唐初著名高僧玄奘去印度取经，回国撰写出的《大唐西域记》，对当时龟兹音乐艺术作了高度的评价，称：“屈支（龟兹）国……管弦伎乐，特善诸国”。迄今龟兹地区尚存五百余佛教石窟和一万多平方米壁画。其中，音乐舞蹈形象十分客观，舞蹈约十八种，舞蹈姿态数十种。敦煌莫高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窟等乐舞造型可以说滥觞于龟兹乐舞。龟兹乐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和水平，音乐种类有“歌曲”“解曲”和“舞曲”。
龟兹善于吸收各方乐器，组成了配置齐全的乐队，乐器有：弦鸣乐器：弓形箜篌、竖箜篌、五弦琵琶、曲项琵琶等。气鸣乐器：排箫、筚篥、横笛等。打击乐器：大鼓、腰鼓、细腰鼓、羯鼓、铃、铜钹等。龟兹乐以热烈激昂著称，所谓“铿锵镗镗，洪心骇耳”。龟兹乐中打击乐器占主要地位，《唐书》记载：“鼓舞曲，多用龟兹乐”。
生发于龟兹本地的乐器——筚篥是龟兹乐中的主奏乐器。源于西亚的曲项琵琶和竖箜篌，经龟兹艺人的改良和传播，在中原风行一时，目前仍为中国的传统乐器。龟兹乐的传入，促进了中原乐器的改革。今内地民间使用的许多乐器，如管子、古称筚篥、琵琶、腰鼓、横笛等都和龟兹乐的传播有密切的关系。
南北朝时，龟兹舞蹈已经逐步脱离了劳动模拟性和自娱性，发展到具有表演手段以及情节内容的艺术。最突出的成就，是“歌舞戏”形式，包括“苏幕遮”“大面”“拔头”等。其舞蹈一个共同特点是舞者头戴面具，模拟各种人物和动物形象，表达一定的故事情节，这是戏剧的初级阶段。“歌舞戏”在西域普遍流行，传入内地后颇受朝野喜爱。
“狮子舞”是唐代宫廷“龟兹乐”中有特色的节目。唐《乐府杂录》中“龟兹部”有“五方狮子”。我国南北方流行的狮子舞当与龟兹乐舞的流传有关。旋转和腾跃是龟兹舞蹈艺术的表演特色，著名的“胡旋舞”“胡腾舞”都是龟兹乐舞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通典》记载龟兹舞蹈开始缓慢舒展，后开始转急，“情发于中，不能自止”。龟兹舞蹈还多用道具，如花绳、顶碗、布帛等。
隋唐时期，由于国力的强盛，龟兹乐舞对世界特别是亚洲产生了很大影响。龟兹乐舞成为对外交往、显示国威、开展文化交流的工具。日本在隋唐时不断派遣“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这些使者归国时带去的中国乐舞，其中不少就是龟兹乐。
日本的“雅乐”里，有许多是与龟兹有关的乐曲，龟兹乐中的筚篥、五弦琵琶等成为日本传统乐器。至今日本还保存着唐代制作的五弦琵琶等。龟兹乐舞对朝鲜也有重大的影响，朝鲜半岛流传的“长鼓”就是随龟兹乐舞传入的，古代朝鲜使用一种“桃皮筚篥”，乃是龟兹筚篥的变种。
一些龟兹时代的乐器，诸如唢呐、笛子、羯鼓（后演化为今之“纳格拉”鼓）、手鼓、筚篥（即今之“巴拉曼”，也称“皮皮”）、铁环（即今之“沙巴依”）仍在今天拜城民间艺人的音乐演奏中使用，其音乐艺术的因缘不可谓不深。
古代越南、缅甸等国，亦有龟兹乐舞的影响。《新唐书·骠国（今缅甸）传》记载该国宫廷乐部中有四部，第一部即“龟兹部”，其乐器配置，与唐宫廷“龟兹部”完全一致。可见其流传之远，影响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