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龙山，位于大兴安岭西北坡，这里冬季寒冷干燥，山上枯枝一片，满目灰蒙。而这几年，即使到冬季，山里也能看到一片片的绿色。这片绿是西伯利亚红松，这种树不仅给大兴安岭增添了绿色，释放了更多氧气，果实也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然而，对于一辈子跟树打交道的林区人来说，种下这一片特殊的绿色，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这天，内蒙古大兴安岭阿龙山林业局的科研人员拿着工具，又踏雪出发了。
马立新是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阿龙山林业局营林科科长，阿龙山西伯利亚红松第三代造林人，也是这个科研团队的带头人，他分配完任务，大家就都忙活起来了。
今年是阿龙山的这个科研团队和西伯利亚红松打交道的第七个年头，山上起了变化。
一直以来，大兴安岭的主要树种是白桦和兴安落叶松，树种单一，经济价值低。当地的林业人一直想改变这样的现状，却始终没有答案。年，马立新在做树种调查时偶然发现了西伯利亚红松，这样的发现，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西伯利亚红松在中国是非常珍稀的树种，四季常青，释放的氧气多，而且经济价值高，成年后，每公顷松子的经济效益能达到万元。既然山上发现了红松，说明它适合在当地生长，这让当时的阿龙山林业局萌发了做这件事的想法。
从当时的照片上看，红松的情况并不理想，被白桦和落叶松挤压得很厉害，如果不尽快进行人工抚育，过不了多久就会枯死。林业局马上给马立新布置了任务：把阿龙山35万公顷施业区的西伯利亚红松找出来，然后抚育成长。
当时马立新和他团队的5个人对西伯利亚红松还一无所知。经多方打听，马立新得知东北林业大学有位赵光仪教授曾经在阿龙山寻找过西伯利亚红松。寻找前辈的下落，对当时的马立新来说是最要紧的事。
赵光仪和他的科研团队是阿龙山西伯利亚红松的第一代造林人，现在已经年近九旬。上世纪70年代，他曾在阿龙山的大山里连续跑了4个月寻找西伯利亚红松，并用10年的时间证实红松可以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生长。
当年，赵光仪不仅在阿龙山找过西伯利亚红松，还让人试种过，当时他把试种的工作交给了自己的学生赵博生。赵博生是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调查规划院原院长，他和他的同事成为阿龙山第二代西伯利亚红松造林人。
赵博生说：“当年老师把这片西伯利亚红松种子交给我的时候，曾经语重心长地说：我告诉你这个事业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完成的，你不能急功近利，必须用你的毕生来培育这一代森林。”
年，西伯利亚红松在阿龙山小范围育种成功，而赵博生也在这一年调离了岗位，他只知道当地远近闻名的女子造林队曾用这些种子造了林。此后的20年里，阿龙山林业局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再推进西伯利亚红松的工作。第一代、第二代造林人的努力就此搁置下来。直到年，马立新找到了赵光仪教授。
马立新说：“当时我拿着照片找的他，他拿到照片以后，眼泪都流下来了。他说这是我60年的心血。”
前辈们没有做完的事，马立新要捡起来继续做。赵光仪把自己研究西伯利亚红松的书送给马立新，让他学习。马立新成为继赵光仪、赵博生之后在阿龙山的第三代西伯利亚红松造林人。
马立新他们首先要做的还是在35万公顷的阿龙山寻找少见的西伯利亚红松。红松有野生也有种植的，但由于当年的种植记录丢失，种了多少棵、种在哪里，完全不知道，散落在茫茫林海中，寻找难度非常大。得知这一情况，赵博生专程从北京赶回阿龙山，给马立新团队送来卫星地图。有了寻找目标，马立新他们很高兴。
已经找到的红松，怎么抚育，对马立新他们来说也是个难题。专家前辈成为他们的指导和科研支撑。
在前辈的指导下，团队的人渐渐入了门。由于树种珍贵，在抚育时，马立新一再强调要小心呵护，一些可以让工人来做的事由团队成员自己来完成，可以用机械的也要求改用手工。
在队员们的心里，队长近似严苛，每个小细节都不肯放过。前段时间，因为试验失败，山上的小树死了，队员祝清超犹豫了好久才敢告诉队长，他说：“我怕我挨训。我也是在找这个原因，他当时不但没有生气，而且还安慰我。每一棵树都在他心里头装着。”
现在，队员们也开始了一些尝试，在抚育红松的过程中，马立新和队员们还找到了自己的一些小办法。为了更好地监测红松的成长情况，科研团队给每棵树都制作了